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圣人”——傅说
发布时间:2008年10月30日 点击数: 【字体: 收藏 打印文章
 

     9月26日至27日,平陆县迎来了全国第二届傅圣文化研讨会的召开。
     商朝武丁时期的大臣傅说,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“圣人”称号的杰出人物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载白公子张对楚灵王的谏诤说:“若武丁之神明也,其圣之睿广也,其智之不疚也,犹自谓未乂,故三年默以思道。既得道,犹不敢专制,使以象旁求圣人”,于是“得傅说以来,升以为公。”《史记·殷本纪》亦叙述道:“武丁夜梦得圣人,名曰说。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,皆非也。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,得说于傅险中。”武丁“得而与之语,果圣人,举以为相。”魏晋南北朝时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述:“河水又东,沙涧水注之。水北出虞山,东南径傅岩,历傅说隐室前,俗名之为‘圣人窟’。”(《水经注·河水四》)唐代地理著作《括地志》云:“傅险即傅说版筑之处,所隐之处窟名‘圣人窟’。”(《史记·殷本纪·正义》引)由上可见,傅说自春秋以来,经历汉朝、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,各种历史记载都称他为“圣人”,这是从君王、公卿下至广大百姓一致的认识。《水经注》特别指明,傅说原隐居之地“俗名圣人窟”。这是老百姓所起的“名”,大家都这么称呼,可知傅说是一位受人尊敬、不同凡响的奇才,他被尊为“圣人”要比春秋末年的孔子早了700多年。
     本版特编发杨善群先生的考证文章《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圣人”——傅说》,以期与有志之士商榷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编 者
     何谓“圣人”?按照古代人的理解,约有这样三种含义:一是无所不通的人。《书·洪范》:“睿作圣。”孔传:“于事无不通谓之圣。”二是道德智慧极高的人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:“大而化之之谓圣。”赵岐注:“大行其道,使天下化之,是为圣人。”三是有某方面专长、造诣至于极顶的人,如诗写得最好的人为诗圣,草书写得最好的人为草圣,对茶叶最有研究的人为茶圣,对兵法讲得最好的人为兵圣,等等。在上述三类圣人中,傅说应该属于第二类。他的道德和智慧超乎常人,他的言论尖锐泼辣,切中时弊,使君王武丁为之倾倒,使天下百姓受其惠泽,因而“殷国大治”(《史记·殷本纪》)。以下从几个方面详细论证有关圣人傅说的文献资料、思想言论和事业成就,使中华民族的这位优秀人物、杰出代表永载史册,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。

一、《说命》是记录圣人言论行事的不朽篇章

     今传《尚书·商书》中有《说命》上中下三篇,详细记录商王武丁如何以托梦的方式,梦见上帝赐予他“良弼”,于是使百官寻求于天下,最后在傅岩之野找到从事版筑劳动的刑徒说(音悦)的传奇经历。当把说请入宫中后,商王武丁立刻举以为“相”,使他伴随在王左右。武丁命他“朝夕纳诲,以辅台德”,“俾率先王,迪我高后,以康兆民”,也就是要经常对武丁进行教诲,辅助其道德行为,使遵循先王的遗训,沿着成汤的轨道,以安定天下亿万民众。而说也不负君望,经常对王进行开导,讲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话语,对于提高武丁的道德修养、谋划兴国安民的大计,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《说命》三篇,叙述细致,情意真切,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。通过《说命》的记载,傅说作为“圣人”的思想言论、道德风范,乃高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     必须指出,由于流传渠道的不同,现存《尚书》有汉初伏生从自己所藏壁中获得、用汉代文字改写后的所谓“今文”和自西汉以来由各种渠道发现后在民间流传或藏于秘府、至东晋时由梅颐进献的所谓“古文”两部分。《说命》三篇即属于古文《尚书》。对于古文《尚书》的来源,笔者曾经作过探讨,认为它有伏生壁中、孔子宅壁、河间献王、河内女子、宫中秘府、杜林、孔氏家族等七个方面。由各地发现、民间流传到梅颐进献,这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但到南宋以后,疑古思潮逐渐盛行,某些人凭主观想象,胡编乱造,把大量古籍定为“伪书”,古文《尚书》即遭此劫难。为此,笔者已作文予以辨析,正本清源,揭其原委。学术界同仁也齐心协力,为长期学术冤案进行重审和辨正。
     关于《说命》是真古文献的考证,笔者已作过专题研究,特别是对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中颠倒先后、混淆是非的做法,作了揭露和辩驳。再看《国语·楚语上》记白公子张对楚灵王的谏言,有一段与《说命》相似的文字。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:一是两文叙事详略各有不同。如《楚语》记武丁得傅说“升以为公”,而《说命》记武丁认傅说“爰立作相”。《说命》记群臣谏王曰:“知之曰明哲,明哲实作则”;又记武丁作书曰:“梦帝赉予良弼,其代予言。”这些话《楚语》均从略不载。二是两文用词各有不同。如《说命》记群臣曰:“王言惟作命,不言,臣下无所禀令”;《楚语》记卿士曰:“王言以出令也,若不言,是无所禀令也。”《说命》记武丁作书曰:“以台正于四方”;《楚语》记此言为:“以余正四方。”显然,《说命》与《楚语》两文所记各有来历,决非抄袭;《楚语》在陈述时对《说命》较古的用词改成春秋时的用语,因而又有不同。《说命》之为真古文献,难道还不清楚吗?
     还应说明的是,许多注家在提到《说命》时都说“亡”或“佚”:如郑玄注《书序》曰:“《说命》三篇亡”;王逸注《楚辞》云:“《说命》,是佚篇也”;赵岐注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所引《书》之《说命》文曰:“《书》,逸篇也。”上述这些注家都是东汉人,当时古文《尚书》还在民间流传,不被官方重视,官方传授的《尚书》只有今文,因此这些注家遇到今文以外的《尚书》各篇,都注以“亡”或“逸”。李学勤先生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,指出造成这种注释的原因“是由于《说命》当时没有官方师传”。其实,除了官方师传外,还有民间流传的渠道,这是不可忽视的。
     总之,《说命》三篇是极其珍贵的古文献,它记录了圣人傅说的传奇经历,向商王武丁进行谏诤的言论主张和高风亮节,它的价值几可与记录孔子言行的《论语》相媲美。

 

二、傅说谏诤言论的闪光点

     自商王武丁把傅说请入宫中、举以为相,并命他“朝夕纳诲,以辅台德”后,傅说曾多次向商王进谏,《说命》对此有详细记录。这里,谨择其言论的几个闪光点进行剖析。
     其一,君王要从谏如流。傅说告于王曰:“惟木从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。后克圣,臣不命其承,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!”孔传:“言木以绳直,君以谏明。君能受谏,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之,谁敢不敬顺王之美命而谏者乎!”君王作为一国的首脑,智力毕竟有限,往往会考虑不周而出现偏差,必须听从大臣和百姓的进谏才能圣明。如果君王欣然受谏,大臣敬顺王命而谏其不足,这将是一个多么和谐而不断进步的社会!孔子也主张对君王进谏。《论语·宪问》记:“子路问事君”,孔子曰:“勿欺也,而犯之。”朱熹注:“犯,谓犯颜谏争。”孔子自己就曾通过弟子向鲁国执政者进谏:“君子之行也,度于礼:施取其厚,事举其中,敛从其薄”,并指出季氏的行为是“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”(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)。两位圣人主张大臣进谏、君王从谏,前后呼应,一脉相承。
     其二,君王要以治民为重,不能贪图享乐。傅说进谏于王曰:“明王奉若天道,建邦设都,树后王君公,承以大夫师长,不惟逸豫,惟以乱民。”这里的“豫”,意为游乐。傅说向商王郑重告诫:明王奉天道,建国都,下设那么多大小官吏,不是为了安闲游乐,而是为了治理民众。其言斩钉截铁,正气凛然。历史上的许多君王,不懂这个道理,一登君位便沉迷游乐,结果往往国破身亡。因此,傅说的谏言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震撼力。孔子当时也常常遇到君主与执政者贪图享乐、不治朝政的情况,他便表示愤慨,进行指责。《论语·微子》记:“齐人归女乐,季桓子受之。三日不朝,孔子行。”他经常感叹:“已矣乎!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两位圣人对君王不能贪图逸乐的谏诤,也一脉相承,异曲同工。
     其三,君王的语言、决策、用兵、授命,必须谨慎。傅说谏王曰:“惟口起羞,惟甲胄起戎,惟衣裳在笥,惟干戈省厥躬。”其意是说:君王如口出不善,引起羞辱,就会带来灾祸;如用甲胄攻伐不当而起戎兵,就会造成大乱;衣裳在箧笥代表职级,一定要慎重发放给称职的人;干戈武器在府库,一定要省察其人德才身堪将帅,然后授予。傅说接着谏道:“王惟戒兹,允兹克明,乃罔不休。”他要君王慎戒此“四惟”之事,信能明政,无不顺美。傅说对于君王的教诲,真可谓循循善诱,苦口婆心。孔子当时也经常教诲君主、执政者:如齐景公问政,孔子对曰: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意即君主的语言、行为,要像君主的样子。季康子问政,孔子对曰:“政者,正也。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!”两位圣人对君王语言、行为的诱导,如出一辙。
     其四,重视吏治作用,防止官场腐败。傅说向商王进谏曰:“惟治乱在庶官:官不及私昵,惟其能;爵无及恶德,惟其贤。”治理民众要由众官去执行,故官好则治,官坏则乱。在不是民主选举的制度下,提拔官吏往往看重亲朋好友,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则钻营行贿,谋求官爵。傅说义正词严地指出:“官不及私昵”,“爵无及恶德”,选用官吏的唯一标准就是“贤能”。他痛斥官场的腐败作风,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!孔子也非常重视官吏的作用,主张任官要用贤能的人。如仲弓问政,孔子曰:“先有司”,“举贤才”,即先要设立主持各种事务的官职,并举用贤才来担任。鲁哀公问:“何为则民服?”孔子答:“举直错诸枉”,即举用正直的人而罢免那些道德败坏者。两位圣人主张整顿吏治,斥责腐败,又是如此默契,步调一致。
     其五,对各方面可能发生的事,都应有所防备。傅说向王进言曰:“惟事事乃其有备,有备无患。”孔传:“事事,非一事”,亦即各方面的事,比如外敌的入侵,旱涝等自然灾害,宫廷内部的纷争,官场的腐败等。对于这些可能发生的事,一定要有所防备,如训练军队、积贮粮食、订立制度、加强督察等,有备才能无患。傅说的这些话,言简意赅,表现了一个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才能。孔子在其言论中,也有备战、备荒、防止动乱的主张。如《论语·颜渊》记子贡问政,孔子曰:“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”朱熹注:“言仓廪实而武备修,然后教化行,而民信于我。”两位圣人政治家考虑全局的防患意识,又是何等的相似!
     其六,对于祭祀等事神活动,不宜过于频繁,应当有所节制。傅说向王进谏曰:“黩于祭祀,时(是)谓弗钦(敬)。礼烦则乱,事神则难。”此言乃有感于时事而发。商王武丁其时经常进行祭祀活动,因而引来野鸡飞上鼎耳鸣叫。大臣祖己及时向武丁训诫曰:“王司敬民,罔非天胤,典祀无丰于昵。”(《尚书·商书》)意思是说,君王的主要职责在于谨敬民事,民事无非天所继嗣的常道,通常的祭祀不要用特别丰厚的礼品于近亲之庙。祖己的训诫还比较客气,而傅说称商王的行为是“黩于祭祀”,意即滥用祭祀,这是不敬的行为。礼过烦就会乱,达不到奉事鬼神的效果。傅说的诤谏大义凛然,目的是要君王关心民事,爱惜财物。孔子对于鬼神迷信,亦表示要远离其事。他说:“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”《论语·述而》称: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。”两位圣人对于鬼神的态度和做法,又是如此志同道合。
     其七,人要多听各方意见,特别是学习古训,提高道德修养。傅说进谏曰:“王,人求多闻,时惟建事,学于古训乃有获。事不师古,以克永世,匪(非)说攸(所)闻。……念终始典于学,厥德修罔觉。”这里傅说反复强调,人特别是君王和各级官吏,要“多闻”,才能“建事”,即办好各种事情。“古训”是祖先流传下来的经验总结,“事不师古”而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。自始至终经常念念不忘学习古训,人的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提高,这是极其有用的。孔子也经常申述学习和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性,如他说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(悦)乎!”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;“多闻,择其善者而从之。”子路问君子,孔子曰:“修己以安人”,“修己以安百姓。”两位圣人在人要多闻学习、提高道德修养方面,他们的意见又是多么一致,甚至所用词语也十分相似,这决不是偶然的。
     从以上傅说谏诤言论七个闪光点的分析可见,他为人正直,心胸开阔,思想敏锐,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活,善于学习,知识渊博,有道德修养,敢于提出不同意见,批评当时的不正之风和陈规陋习。以他的学识和德行,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圣人”。他的许多言论主张,与春秋末年的孔子遥相呼应,成为上古三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杰出人物。

三、傅说的出身、故里和事业成就

     关于傅说的出身,大多历史记载都说他是“胥靡”,亦即刑徒、奴隶。墨子曰:“昔者傅说,居……圜土之上,衣褐带索,庸筑于傅岩之城。”(《墨子·尚贤下》)《周礼·大司徒》郑注:“圜土,谓狱也。”又“带索”,即用长绳牵着,其行动是不自由的。《吕氏春秋·求人》记:“傅说,殷之胥靡也。”高诱注:“胥靡,刑罪之名也。”《史记·殷本纪》更直接指明:武丁得说,“是时说为胥靡,筑于傅险”。后说入宫,当了宰相,“遂以傅险姓之,号曰傅说”。这表明,说本为奴隶,故只有名而没有姓氏;后身份改变,才以劳役之地作为其姓。关于傅说的身份,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。《说命》孔传云:“傅氏之岩,在虞、虢之界,通道所经,有涧水坏道,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。说贤而隐,代胥靡筑之,以供食。”此处谓傅说是“隐”者,当然是自由民,为了“供食”即混口饭吃,便杂在胥靡中筑道。这个说法,与许多记载相悖,且不合情理,可能出于某些人的想象。
     既然傅说出身刑徒、奴隶,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学问和道德修养?这可能因为他家道中落,原本有较好的家庭而遭遇到不测之祸,才沦落到如此地步。孔子的祖上原来是宋国的国君,后来在一次宫廷斗争中被杀,才避难来到鲁国。他的父亲原本当过邑宰的小官,却又在孔子三岁时去世了,这使他的少年时代,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。孔子自己就说:“吾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。”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,磨炼了他的意志,养成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刻苦学习的作风。傅说的家世虽然在历史上缺乏记载,但肯定要比孔子更加不幸,遭遇的灾祸更多,命运更为坎坷。也许就是这种不幸的遭遇、艰难的生活,磨炼了他的品格,促使他勤奋好学,终于成为一代圣人。
     傅说的籍贯在何处,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,但他长期在傅岩作胥靡服刑,从事版筑劳动,后又用傅险之“傅”作为其姓氏,因此“傅险”或“傅岩”就是他的故里,应该没有问题。《史记·殷本纪·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:“傅险即傅说版筑之处,……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。”唐代陕州河北县即今山西平陆县,现县北有傅岩遗址、傅相祠和商相傅说之墓,还有大臣村,据说是傅说的生地,这里离当时的殷都不远。武丁在青少年时期曾经“遁于荒野,入宅于河,自河徂亳”(《尚书·商书·说命下》)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在黄河边上的傅岩结识了从事劳作的胥靡说;登上王位后又派人到傅岩将说请入宫中,举以为相。因此,傅岩是圣人说的劳作之地、养育之地、奇遇之地和发迹之地,对傅说一生的成长关系极大。可以说,山西的平陆和山东的曲阜,都是圣人的发祥之地。
     傅说是商王武丁的主要辅佐大臣,而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众多,傅说的活动应该在卜辞中有所反映。近年经学者研究探索,认定武丁时期卜辞中的人名“甫”(即傅),就是傅说。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,自商王武丁举用傅说为辅佐后,他曾经指挥王朝的行政、军事、农业、狩猎、外交等各方面的事务:甫发布或传达王命,向诸侯下达商王的征伐之命;前往商都附近的城邑处理政务,处置朝臣;管理王朝的重要农业基地,视察种黍及外出主持籍田礼;代替商王出外狩田,率众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;调遣诸侯国的兵力,去阻遏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,等。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,这个论证应该是可信的。
     从甲骨卜辞的记载分析,商王武丁时期的功绩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:一是农业、畜牧业的发展。商王对农业、畜牧业生产非常重视,农耕开垦的土地面积扩大,农作物的产量不断增加,畜牧业也繁殖兴旺。人心安定,国力增强;二是对周边经常来侵犯、骚扰的游牧部落给予有力的打击。经过长期不懈的治理与对外征伐,武丁统治下的商朝势力超过以往任何一位商王,成为商朝历史上的鼎盛时期。这样的业绩,当然与最高大臣傅说长期精心的辅佐是分不开的。特别是傅说那些金光闪闪、刚正不阿的谏言,会使商王武丁头脑清醒,时刻想到一个君王的责任。傅说因为遇到英明的君王,使他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。终武丁之世,生产发展,民生改善,四方大部国族被征服和归附,商朝因为傅说的辅佐而得到“大治”,声名远扬。
     综上所述可见,傅说是商王武丁最主要的辅相:他对商王的谏诤言论,大胆泼辣,精辟深刻,成为商王治国的座右铭;特别是他亲自实践,辅佐商王发展生产,改善民生,富国强兵,传达王命,调兵遣将,征伐常来侵扰的周边游牧部落和氏族、方国,扩大疆土,四方归服,成为商朝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。傅说以他思想理论的精辟深刻和行政实践的光辉业绩,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“圣人”。他与东周时代历来被尊为“圣人”的孔子,在上古三代一前一后、一西一东,各自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突出贡献,在当时及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,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。长期以来,由于傅圣的历史资料比较分散,研究和宣传不够,特别是古文《尚书》的冤假错案影响深广,使傅圣事迹的宣传更增添了阻力。今天,学者们稽古钩沉,正本清源,让中国历史上最早“圣人”的思想理论和治政业绩大白于天下,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。

作者:杨善群 来源:山西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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